我算是做葡萄栽培和生理的出身,硕士博士的研究方向都基本是生理和果实品质,博士后在Stellenbosch大学葡萄酒生物技术研究所做葡萄分子生物学,糖分累积的内容断断续续做了15年,现在还在做。
我的国际合作比较多,也较熟悉熟悉国外主要实验室的研究方向,由于做栽培的需要,从04年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收集和引进品种,先是李健强教授弄进来的美国欧 美杂交品种,从刘崇怀研究员那里引进了不少,从严大义教授那里买过一大批,从沈育杰所长那里引进了一批山葡萄和山欧杂交系。
到了2006年左右,我开始觉得不做育种,实验室未来可能会没前途,因为民间和公司化的栽培技术开始突飞猛进,实际的栽培技术水平已经把大学甩在后面。大 学的路子在2005年左右还是以单基因克隆为最热的方向,但与实际生产集合并不紧密,我的理解:作为一个应用学科,如果不能对实际生产产生推动,将越来越 难于获得经费资助。
2007年我去美国参加了加州的育种项目优系评估,第一次知道了人家的商业化育种是怎么搞,大体是个什么样的路子。2007年我还去以色列看了他们的育 种,Avi也来中国讲过报告,他也给了我一些育种材料。2008年我去美国休学术假,那时邱文平教授他们已经拿到了一些欧美杂交后代,并且在做全面的评 估。我观察了研究型实验室如何与育种相结合。相对应,从2005年起,我的实验室由代谢途径多基因克隆与表达研究,转向了组学,2008年第一篇组学 paper问世,组学与育种的结合慢慢开始展现出新的机遇。期间,被李健强教授忽悠(他管我们院的研究生),招了一个阿富汗的研究生,穆斯林不能研究葡萄 酒啊,分子生物学又不会,也就干杂交育种吧。除了在我们自己地里做杂交,还跑到李绍华教授的地里做,得特别谢谢绍华老师,范培格老师还给我们提供过花粉。 我脸皮厚,赖着Avi用国际快递给我们寄过花粉。徐卫东给过我相当数量的日系品种,给我当育种材料。我还短期参加过徐海英老师的育种团队,做了一点外围的 工作,更重要的看他们怎么执行育种的流程。为如何搞育种的事,还和刘国杰教授商量过,他也教了我不少东西。
就这么有一搭、没一搭地摸索着做,基本每年都改进点,和我们做栽培以及对引进的育种资源品种进行评估一样。育种其实和做任何研究一样,有长性、能坚持是最 重要的。就像我们在上庄试验站的地从2006年大家兴致勃勃地分地,坚持下来年年努力地里干的没剩下几个,我们的老孙同志,从给整个果树系管地,也变成只 帮我们实验室干。我和研究生投入的时间和费用,肯定是最高的,基本是个试错的过程,没东西拿出来的时候,就得低头拉车,好在我有很好的栽培和生理的背景。 干了几年,我们的品种商品学研究也起来了,一个桶,从育种到商品学研究市场需要的品种,到转录组、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的基础支撑,慢慢地桶板一块一块放到一 起了,一个小但能装水的桶有点形了。
这些年我的体会是:大学没有农科院的成熟的人力资源和大量的地,更适合规模化和以商业前途为基本目标,结合少量实用型研究目标的育种,在拼量上有明显的优 势;985大学,人员流动快,地少,但年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比农科院的人力资源强,基础研究的支撑也可能更好些,适合快速结合新的基础研究成果, 集中资源,兼顾研究目标和实用成果的育种实践。
下面的故事,要从2009年,我和Moshe一起出差的长谈说起。(待续)